1.中国的职业教育研究与现实出现了很大脱节

职业教育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密切的教育类型。从产教融合到校企合作，从“双高计划”到职业本科建设，职业教育不仅肩负着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基础使命，也在深刻回应着国家产业结构升级与人力资本转型的迫切需求。      

然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人口结构出现转折、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各行各业，职业教育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现实挑战。一方面，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缺口近3000万人，缺口率高达48%；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和影响力依然不足。更令人担忧的是，面对这些重大变化，职业教育研究似乎很难提供具有穿透力的理论解释和切实可行的政策方案。      

2024年底，教育部副部长吴岩在全国职业教育科（教）研工作会议上直言不讳地指出：“职业教育科研目前存在‘散’‘弱’‘虚’的问题，与发展要求相比还存在差距。”这一论断，可谓直指中国职业教育研究的深层症结。中国青年报在同一时期刊发的一篇评论文章进一步呼吁，“职业教育研究要多为学生”。在职业教育被国家寄予厚望的背景下，这项研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01 学术界与现实的脱节      

职业教育研究的核心目标是什么？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或许需要厘清一个基本的困惑：职业教育研究究竟是服务于学科自身的知识生产，还是服务于职业教育的实践改进？      

从理论上讲，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职业教育学本就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职业教育研究“唯有通过解释与启蒙现实、完善知识体系重构，才能使知识生产走向成熟”。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当前职业教育研究中一个突出的矛盾在于，“当前的研究未能有效解释职业教育实践中的诸多现象，并无法满足日益多元化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这样的批评并非孤例。有学者从更为根本的学科定位层面发出呼吁，认为职业教育研究之所以长期“边缘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未能提供强有力的学科理论支撑，研究整体呈现“散”“弱”“虚”状态，尤其缺乏元研究，以致职业教育在教育学领域身轻言微。      

与经济学研究中的“过度模型化”问题类似，职业教育研究也存在自身的学术“迷途”。有学者进一步剖析了当下职业教育研究的“三多三少”现象：人才培养模式繁多，但聚焦人才培养有效性的少；研究教师培养体系的较多，但研究学生和学情的少；研究项目建设的内容多，但研究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少。这种“三多三少”直接导致的后果是，“教师搞教师的创新，学校抓学校的改革，看似热闹非凡，实质上学生作为教育的重要主体没有感知、没有参与”。      

在这种格局下，职业教育研究似乎正在变成一种“学者的学术仪式”，大量论文描述了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方案，却极少检验这些模式是否真正提升了学生的职业能力；大量课题研究了教师发展体系的构建路径，却甚少追问学生这一教育主体到底需要什么；大量项目申报书勾勒了产教融合的宏伟蓝图，却缺少对学生获得感与成长性的真切关照。当研究者的目光持续远离人才培养这一核心场域，职业教育研究便失去了其作为一门“经世济民”之学的基本品质。

02 产教融合：合而不融的“两张皮”      

产教融合被认为是办好职业教育的关键所在，但这恰恰是研究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重灾区。      

现实的困境并不复杂：产业技术迭代的周期大约是2至3年，核心信息技术领域速度更快。例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迭代周期已缩短至12至18个月，而人才培养的周期却是4至7年（“4年”：对应专科加1年实习适应期；“7年”：对应“中职-本科”贯通培养的学制。例如，许多地区推行的“3年中职+4年本科”模式，整个培养周期就是7年），这种时间差导致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始终处于“滞后—追赶—再滞后”的循环之中。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急需的专业招生规模偏小，而传统工科专业冗余问题较为突出。      

问题远不止于此。有学者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实体化改革进行了深度分析，发现了一个颇为尴尬的局面：“多元主体参与‘实’但利益互融‘虚’；组织机构建构‘实’但运行机制‘虚’；教学团队名义‘实’但互融协作‘虚’；工学交替宣传‘实’但实际运作‘虚’。”这“四实四虚”，生动地揭示了产教融合在学术研究中的“蓝图”与现实运作之间的巨大鸿沟。      

有评论者还将视野从产教融合本身提升到更高的理论层面，反思了职业教育科研体系的根本症结。湖南日报2026年5月的评论文章指出，职业教育科研应重构知识生产逻辑，从“学科体系驱动”转向“产业需求牵引”，构建“产业出题—校企解题—应用验证—教学反哺”的完整价值循环。但现实恰恰相反，当前的职业教育科研大多遵循的是学科内部的逻辑，研究的选题、方法、结论，往往取决于学术圈的审美偏好，而非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      

产教融合概念自2013年被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至今已逾十年。教育政策文件反复强调“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但学术研究若始终停留在宏观层面的概念阐释和政策应声，而不深入剖析产教融合的内在机制与制度障碍，那么再多的论文也无助于破解“校热企冷”“两张皮”等顽疾。

03 发表指挥棒与研究异化      

经济学研究有“过度模型化”的迷思，职业教育研究同样面临着学术评价体系的异化问题。近年来，在高校的科研考评和职称晋升体制中，论文发表数量和期刊档次日益成为评价学者的硬指标。这一趋势虽不像经济学研究那样催生了大量“用天气做工具变量”的精致论文，但却以一种更隐蔽的方式影响着研究生态。      

职业教育研究领域的期刊生态，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低水平重复”的现象。对投稿者的调研发现，某些职业教育研究期刊的审稿理由中频繁出现“新意不足”的判断，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研究者正在围绕有限的选题反复耕耘，而非从产业一线和教学现场捕捉真正值得研究的新问题。      

有研究对2014年至2025年间中国职业教育研究的高被引论文进行了系统分析，发现这些研究的深层特征表现为“政策驱动性、实践导向性与理论争议性交织”。这种特征本身并非问题，相反，政策驱动性说明研究回应了国家战略需要，实践导向性说明研究关注了实际运作中的问题。问题在于，由于缺乏扎实的实证基础和数据支撑，许多政策回应沦为表面化的应声附和，许多实践关切则因缺少深度调研而停留在经验直觉层面。      

《职教发展研究》的一篇文章尖锐地指出，“学术界需要跳出‘围绕学科管理评价制度建设学科’的思路”。如果以期刊发表为核心的评价体系继续主导学术资源的分配，那么真正需要长期跟踪、深入调研的重大课题就会被边缘化，而那些易于写成论文、容易过审的选题则会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最终，评价体系本身成为研究者回避现实问题的“合法借口”，不是不想做真问题，而是真问题在现有体系中“不吃香”。

04 消失的“人”：研究何以离学生越来越远      

职业教育研究最令人担忧的脱节，或许不是研究与实践的脱节，而是研究与学生之间那道被漠视的鸿沟。      

职业教育每年为国家输送超过一千万技能人才，在校生规模超过五千万，占全国高中阶段及以上教育学生的半壁江山。这一庞大的受教育群体，在职业教育研究中却长期处于“隐身”状态。“三多三少”现象中最为突出的一个，正是“研究教师培养发展体系建构的较多，而研究学生和学情的少”。      

有学者在评论中不无感慨地写道：“职业教育虽然是学历教育，具有一定的选拔性，实际上也是一种兜底的教育。”这种“兜底”的定位，决定了职业教育的学生群体本身具有极大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既有普高生也有中职生，既有本地生源也有来自边远地区的，年龄跨度大、文化背景差异显著。然而，学术研究对此做出的系统性回应，却与这一现实需求极不匹配。        

更为深刻的问题在于，缺少对学生主体的关注，会让研究中的“人才培养”沦为概念游戏。当研究者在论文中反复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培养理念时，却没有一个课题深入学生的真实学情；当项目报告津津乐道于校企合作的模式创新时，却无人追问这种创新是否让学生真正受益。正如评论者所指出的，职业教育研究要“把更多资源和注意力投入学生、学情研究上”。      

职业教育研究要想回应现实，必须重新将“人”置于研究的中心。这不仅意味着需要更多面向学生群体的实证调查和长期追踪，更意味着需要打破那种“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路径，让研究者真正走进教室、走进实训车间、走进校企合作的现场，与职业院校的师生对话，与产业一线的技术人员交流，在真实的情境中提出真实的问题。

05 走出困境：从“散弱虚”走向真研究      

职业教育研究的现实困境，并不难诊断：研究“散”：力量分散、课题分散、方向分散，形不成合力；研究“弱”：理论基础薄弱、学术影响力有限；研究“虚”：空泛化、表面化，缺少对真实问题的深度切入。      

面对这一局面，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主任林宇在2024年全国职教科研工作会议上给出了明确的思路：“要以需求为导向，聚焦国家需要、产业需要、事业需求，加强研究的前瞻性，发挥预判作用，支撑政策落地；要团队协作，组织‘大团队’协作攻关；要系统深入，长期跟踪、深入一线，下笨功夫，做真研究；要结果实用，通过实证研究取得实际效果，拿出可执行、有实效的对策建议。”吴岩副部长的强调更加直白：“职业教育研究要转变范式、转变认识、转变方式、转变习惯，努力走出舒适圈。”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职业教育研究要放弃理论探索和学科建设。恰恰相反，有学者认为，职业教育研究的根本问题在于缺乏“元研究”，即对职业教育学科自身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系统探究。没有扎实的元研究，应用研究就容易失去根基，成为无源之水。因此，当前的关键不是要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在保持元研究深度的同时，大幅提升研究的现实回应能力。      

职业教育研究要真正走出“散弱虚”的困境，需要研究者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当一所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需求长期错位，当一名职校生在就业市场上屡屡碰壁，当产教融合的制度设计始终无法突破利益壁垒，我们手中的论文和课题，究竟为这些现实困境提供了多少真知灼见？       

职业教育与国家产业升级、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的历史机遇不容错过，这也是职业教育研究获得学科地位和学术影响力的黄金时期。如果研究持续与现实脱节，那么这个窗口期将迅速关闭，五千万职校生的发展和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春天，都将因学术缺席而蒙受损失。

（作者：周哲民，系‌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清华大学教育博士）